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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振華:經濟改革中“人”的作用

              来源:中诚信     发布时间:2019-02-21     浏览量:283
              轉載自:《中國金融》
              作者:中誠信集團創始人 毛振華
              責任編輯:許小萍

              導讀:只有從微觀主體的“人”入手,尤其是從企業家入手,才能把經濟改革的實際和中國經濟學理論緊密結合起來,爲經濟向高質量增長的轉型提供理論支持。


              “人”在西方經濟學中從被忽略到受重視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將“人”逐步抽象,對人本身的研究有所欠缺。從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開始,人的作用開始被抽象爲勞動要素,但亞當?斯密卻沒能解釋使用價值和交易價值之間的背離,並由此引發了“水與鑽石”誰更有價值的悖論。其後經濟學理論中出現了邊際革命,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並將使用價值和交易價值統一,但人本身被“邊際效用”的概念所取代。同時代的馬克思寫出經濟學巨著《資本論》,在經濟分析當中將人的投入抽象爲社會勞動時間,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抽象爲階級關系,也未在微觀個體層面對人展開研究。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馬歇爾,以及此後以薩缪爾森爲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將人的作用以供需曲線和效應函數取代。不只微觀經濟學對人本身的研究有所欠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更是逐步將對人本身的研究排除在視角之外。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學者凱恩斯,尚且將研究構建在投資者的“動物性沖動”心理之上,而其後的宏觀經濟理論則主要轉向了熨平經濟周期、調節宏觀經濟結構的方向,財政貨幣政策、通脹就業水平成爲了宏觀經濟的研究中心。

              在主流經濟學之外,新制度經濟學和創新理論將微觀個體的人納入了研究視角,並逐漸受到重視。以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性人物科斯爲例,他認爲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在于沒有專門研究制度,包括貨幣、法律、習俗、政治、産權等制度形式被主流經濟學抽象掉了。而要研究這些制度,就要研究人與人的互動,研究人的組織和人的行爲,比如産權安排如何影響人的行爲等。再比如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概念,就將企業家的作用納入到了經濟分析當中。


              承包制及按勞分配調動生産積極性,改變了短缺經濟

              長期執行計劃經濟體制對人的生産積極性産生了負面激勵,也是造成經濟短缺的原因之一。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並沒有帶來增長率的上升,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下降很大。正是由于人的生産積極性不足,從而出現了生産短缺的現象。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調動每個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開始的,承包制及按勞分配滿足了微觀個體吃飽和穿暖的需求,在較短的時間內改善了物資短缺的狀況。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全國逐步推廣,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解決了溫飽的問題。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將農村的改革經驗向城市推廣,通過全員責任制、管理層承包、允許效益提成等方式增強企業活力。這些措施使得城市工人也部分實現了按勞分配。承包制以及按勞分配激勵了普通人的生産積極性,1978年和1984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中國人均收入增長率兩度達到了短期經濟周期的頂峰。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提高生産是相對簡單的,只要沒有外在體制的約束,吃飽和穿暖的需求自動激勵著人們提高生産,而只要能夠提高産量就能直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激勵了每個微觀主體,滿足了個體生活的基本需求。


              産權改革再造微觀基礎,帶來了供需基本平衡

              單方面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還尚不足以完全克服經濟短缺,原因在于市場的微觀基礎還缺少企業和企業家的出現。雖然有承包制、效益提成的激勵,企業的領導層和管理人員仍然受制于計劃的約束,無法完全釋放市場主體的活力,經濟産出仍然不能滿足有效需求,因此才出現了1988年價格闖關時的嚴重通脹。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推進産權改革的措施。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是産權改革的起點,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除了十四大報告之外,1992年還發布了《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關于一九九二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的通知》,全面落實企業自主權、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3年人大常委會通過公司法、十四屆三中全會把建立産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作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之一。1997年出台《關于以高新技術成果出資入股若幹問題的規定》,允許技術入股。《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的頒布使我國企業上市從此有法可依。通過明晰産權在企業家層面構建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將激勵的主體從普通大衆轉向了企業家。中國也正是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了一大批企業家,後來這批企業家被稱做“92派”。這批企業家所從事的主要工作是“補課”,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先進商業模式引進、吸收並模仿,也快速拉近了中國與西方的技術差距和商業差距。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大量企業的建立和企業家群體的産生,不同資源所有者之間的價格交換才是市場運行的基本機制。按照熊彼特創新理論的觀點,經濟區分爲增長和發展兩個層面,增長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就能實現,而發展則需要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對于企業家的激勵與對于普通大衆的激勵是不同的,企業家所從事的主要工作是創新,就要用創新的成果來激勵企業家。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産權學派認爲,對企業家的恰當激勵就是賦予他們“剩余索取權”。所謂剩余索取權,就是在支付了利息、工資、折舊等固定支出後,剩余的産出由企業家占有。而爲了明確剩余索取權,就需要有明確的産權制度安排。

              只有明確企業家的産權,才能爲各種資源及其産出定價,最終帶來了供需生産的平衡。財産權利得到了保障,企業家有了動力通過各種形式的創新滿足市場的需求並獲得相應回報。中國經濟上世紀90年代的快速發展與對企業家的産權激勵、對國有企業的産權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企業家的生産和創新激勵下,中國經濟在90年代末期基本實現了供需均衡。


              企業家創新創造需求,克服供需結構失衡

              隨著市場經濟轉型釋放制度紅利,以及在2001年加入世界經濟大循環,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且由于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中國經濟逐步走向了産能過剩的階段。在21世紀初,除了石油和食油原料外,中國經濟當中沒有供不應求的産品,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擴大生産、提高産能就會帶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2008年由于受到外部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被迫采取了經濟擴張政策,這些政策激勵了投資的過度增長,延緩了經濟結構轉型,由此中國經濟轉向了産能過剩的階段,表現爲産能利用率在2008年之後開始出現明顯下降的情況。此外,居民消費增速出現了階梯式下滑,消費升級也出現了瓶頸。

              爲了應對産能過剩帶來的供需失衡,一方面需要在供給側通過資産重組的方式減少過剩産能,另一方面要繼續發揮企業家精神再造有效需求。薩伊定律在短缺經濟情形下是適用的,簡單的産出增加自動會被需求有效吸收,也就是供給自動産生需求。但是簡單的擴大再生産以及經濟結構的扭曲則會帶來過多的無效供給,比如過度投資、重複建設帶來的無效供給,上遊國有部門對市場反應滯後帶來的無效供給等。産能過剩本身意味著生産的僵化,按照熊彼特的觀點,需要“創造性毀滅”發揮作用,通過企業家更多的創新來創造有效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化解過剩産能實際上意味著資源的重新分配,將社會和經濟資源要重新配置到能夠進行繼續創新的企業家手中。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反而會積累更多的過剩性問題。在移動互聯技術基礎上産生的新一代企業家,已經對傳統的産業産生了一定的顛覆和替代,並激發了普通大衆的高層次需求,比如Web2.0、社交經濟、共享經濟等。如何對進一步“人”進行激勵正是未來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面臨的問題。


              邁向高質量發展仍需加強對“人”的研究

              回顧上述中國改革的曆史,梳理中國經濟學的主線,對人的研究是核心。如何滿足人的更高層次的需求,不僅是化解過剩産能的需要,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

              展望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仍需加強對“人”的研究,包括如何在微觀層面保障人的權利、滿足人的需求。在經濟制度設計方面,一方面要通過去産能、去庫存等措施逐步縮小國有部門的過度投資,避免經濟資源無效或低效再配置;另一方面要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激勵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只有企業家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展開創新,才能將資源合理配置給更能促進經濟增長的領域。在商業形態和商業模式方面,要研究如何支持大消費、大健康等代表著消費升級和消費再造的商業領域,這些領域爲滿足人的全面發展而提供服務,對于拉動消費及相關産業投資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學研究領域,要加強對于“人”的研究,深入研究人的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深入研究對大衆群體、企業家群體能夠形成良性激勵的制度安排。